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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现在美国放弃了自由贸易的道德制高点 我提三点建议来应对

2018-03-25 22:41:42    来源:北京大学国发院官网

林毅夫:现在美国放弃了自由贸易的道德制高点 我提三点建议来应对

2018-03-23 经济学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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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学国发院官网

2018年1月初,中方代表团赴纽约参加第17次对话,并在纽交所参与了一年一度的“2018年中国经济预测”论坛,之后赴华盛顿拜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回国后,中方代表一方面对中美贸易战风险做了研判,另一方面又邀请国内相关专家举行“中国经济观察”闭门讨论会,卢锋教授形成了“中美贸易战风险上升”的报告。

在此基础上,2018年1月2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第104次【朗润•格政】圆桌论坛暨“中美经济二轨对话”中方代表团报告会,邀请“中美经济二轨对话”的中方代表团的部分代表就中美贸易战的风险与对策问题进行公开报告与讨论。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圆桌论坛的发言整理。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何受到关注?

美国对世界的贸易逆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扩大。八十年代之前,美国基本保持贸易平衡,八十年代以后它的服务贸易是顺差的,而且在增加,但是商品贸易的逆差越来越大,引起美国自己高度关注。特朗普认为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是国际贸易规则不利于美国所致。

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中国引起的关注最大,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1985年之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中国有逆差、美国有顺差;1985年中国开始出现对美贸易顺差,1985年中国的顺差只有6000万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0.3%,而2016年底对华贸易逆差达3470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44%。其次,其它对美贸易顺差国,顺差的增加不大,例如,日本在1985年对美国贸易顺差是1030亿美元,2007年只不过增加到1300亿美元。

美国贸易逆差增加源于国内货币政策

一、美元与黄金脱钩,使美国的货币政策没有限制。二战之后,美元是国际上主要储备货币,美元跟黄金挂钩,当时美国的货币政策较稳定。七十年代初,美元跟黄金脱钩,让美国政府货币政策没有限制,可以不断增发钞票。

二、金融自由化导致资本流动短期套利行为。金融自由化以后,银行的储蓄准备金率下降,增加了可贷款资金,于是在国际上推动资本帐户自由化,便于美元大进大出各个国家,进行短期套利。

三、美元货币的增发推动了房地产的泡沫以及股市泡沫,造成了很大的财富效应,导致美国消费增加、储蓄减少,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四、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导致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上述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可以增发货币以支持进口。

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会减小

东亚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美国经济发展形成互补,美国从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就从东亚进口和消费有关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形成逆差。东亚贸易逆差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曾超过美国逆差的100%,其后,逐渐下降,现在只占50%左右。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何增加?最主要的是东亚地区的发展是按照比较优势的,东亚地区的比较优势在变化。随着工资的不断上涨,美国开始从日本进口,之后转移到亚洲四小龙,最后转移到中国。

但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很多的时候,整个东亚地区对美国贸易逆差贡献的比重在下降,当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其贸易逆差的比重从0.3%增加到40%多时,对东亚的贸易逆差占比则从超过100%下降到50%左右,所以,东亚包括中国并不是美国贸易逆差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当中有过度的计算,因为我们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类产品中资本密集的中间部件大部分从东亚的韩国和我国台湾进口,这是由于国际产业链的分工造成的。

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其他地方承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会转移到其他工资比较低、承接劳动密集型加工的国家和地区去。

美国对华征收高关税分析

一、劳动密集型产品回流美国生产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美国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就不生产了,回头再生产的可能性非常低。

二、使美国消费者成本增加。美国对生活必需品的量的需求不会因为进口价格的变化而有太大的变化。对华进口征收45%的高关税,这将导致:继续从中国进口,消费者增加45%的成本;或者从其他国家越南、印度、非洲进口。但这些地方的产品价格比中国贵,因此如果转移到其他地方进口,对中国的逆差会减少,但是同其他地方的逆差会增高,消费者付出价格也会增高。

三、美国对华征收高关税是为了选举利益,不符合贸易的互惠双赢原则。真正对华采取高关税,将使选民利益也受损,因此比较可能的是对中国的几样产品象征性地征收高关税。

中国如何应对?

一、不要过度反应,应该有理有据,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反制措施,但不要全面反击。

二、顺势推动国内的全面深化改革。

三、如果美国过于强硬,我们也可以对美国一些产品征收高关税。因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几万项,每一项数量都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四项,如大豆、玉米、计算机芯片,多扣一点关税,美国生产者绝对比中国生产者感受更明显。

在过去的多边贸易安排中,美国利用其第一大国和最大贸易国的地位,只要对美国不利的地方,美国是不会真正推行自由贸易的。他推行自由贸易的地方都是有利于美国的,现在美国放弃了自由贸易的道德制高点,我国正好继续倡导自由贸易,这样可以让我国维持一个负责任的、致力于全球治理与全球发展的大国形象。(张彤 整理)

姚洋:以“我”为主应对中美经贸关系和战略的转变

中美经贸和战略关系的转变

中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蜜月期,九十年代后,虽然中美蜜月期并未延续,但美国精英对中国的政策主张仍然是以“接触”(Engagement)为主。克林顿坚定地相信,这样做能让中国越来越像美国。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超出预期,从2001-2008年之间,短短七年出口翻了五翻。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突然意识到中国正在快速崛起,中国的自信心不断增强,美国还适应不了一个自信的中国。此时,美国精英对华态度和政策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甚至还有官员说让中国加入WTO是错误的,对华政策不再实施“接触”(Engagement)战略,而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hedging)。2017年底,美国白宫发布的特朗普任期内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明确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这一提法首度公开化。

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可能性分析

近年来,中国亚投行成立、“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等对美国产生了一定冲击,也在国际影响空间上对美国形成了挤压。但我认为,美中全面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较小,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由于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制衡,美国政府除了要考虑生产商、蓝领工人的利益,还要考虑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如果美国对华全面征收惩罚性关税,会使美国消费者成本增加,这种成本上升会让消费者负担加重,进而引起消费者的不满,最终会提高特朗普失去选票的风险,这是特朗普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美国会拿出几个行业贸易摩擦示意一下,在小布什时代、奥巴马时代都这么做了,他们也不想得罪美国消费者,就业是美国政府考虑的一个方面,老百姓的福利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所以更多的是示意性的,是国内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美国对华的最大忧虑不在贸易方面,而担忧中国在军事和科学技术上的赶超。例如,曾经有中国企业想并购德国公司,最后却被美国CIA禁止,这一事件足以说明美国对华的忧虑主要在技术和军事上。

以我为主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改变

第一,增加进口和国内消费。十九大上提出现在的矛盾主要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出口的快速增加将造成越来越多的贸易不平衡发展,显然继续大力度鼓励出口不是我们应有的方向。在达沃斯会议上,刘鹤提出今年中国会实行更多的开放政策,将持续增加进口力度。中国每年进口大约两万多亿美元,其中消费品进口仅占3%-4%,不足其他国家的一半。因此,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继续开放消费品进口市场的时候。此外,在经贸关系方面要以国内需求为主,中国经济在转型,需要增强国内消费。

第二,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持续扩大外资开放领域,激励民营企业做得更好。负面清单制度说了不止10年,至今还未能出台,现在的行业管理都是有罪推定,导致行政成本极其高昂,也使得部分产品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国外市场价格。政府应该及时出台负面清单,扩大对外和对内开放,增加行业竞争水平,通过“快鱼”激活“慢鱼”,激励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比如,从家电、汽车等行业对外放开竞争的历程来看,放开竞争后,民营企业没有倒下,反而促使我们的民营企业做得更好。

第三,实行国企改革。美国对中国抱怨很多的一点就是国企的补贴太高了。如果现在去清算国有企业在海外的资产,恐怕80%危机之后购买的资产都亏了,而且不是亏一点点。这些钱都是拿国家补贴得来的,从我们国内来说,这种海量的补贴也不是应该的。

因此,我们应以中美贸易摩擦的外溢效果来推进国内的改革,如果能做到以中国“我”为主的立场,重新考虑中美经贸关系,也许会把中美关系理得更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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