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作为救护团体(即红十字会)识别标志，始于1863年10月，采用“白底红十字的臂章体为伤兵救护团体志愿人员的识别标志”。随后的日内瓦公约更以具体化，明文指出红十字标志系掉转瑞士国旗的颜色而成。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瑞士表示敬意，因为瑞士的日内瓦是红十字会的发祥地。红十字标志通常是由五个大小相等的红色正方形拼合成。国际红十字的规章，对红十字标志本身的大小、比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只说明两条红色长方条成垂直相交，中心至各端的长短相等就行了。我们常见的红十字标志，因人地而异，规格不尽统一，原因就在于此。当然，最好还是前述五个正方形投合的方式制作，比较合乎大家都赞同的标准。 而中国红十字会周围的麦穗是中国国徽的图案，这样一来，红十字代表红十字会，麦穗代表中国，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中国红十字会了。

红十字会的由来

1863年，一位瑞士人在战争的驱使下揭开了历史的大幕，走到了世界文明舞台的中央，他就是红十字会的创始人、瑞士银行家、慈善家亨利·杜南(HenryDunant,1828一1910)。

1859年，在意大利北部一个索尔弗利诺的村镇，法国和意大利撒丁王国与奥地利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激战过后，双方死伤4万多人，战场上尸横遍野，听着无人看护的伤病员在泥水里痛苦的哀号，看着野狗撕咬血泊里的尸体，路经此地的杜南心灵被深深震撼了，忘了自己的商业目的，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大笔现金，派佣人采购纱布、药品和其他物资，并四处奔走，动员当地妇女护理伤员。由他临时组成的战地救护小组挽救了无数生命垂危的战士。索尔弗里诺的战场经历使他感到，无论面对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比如贫困人口，还是特定条件下的弱势群体比如伤兵，个体的力量甚至一个国家的力量都难以承担援助的重任，唯有全世界行动起来，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对弱势群体的援助才成为可能。

在他的努力下，1863年，由5位知名日内瓦公民(包括杜南和日内瓦人享利·杜福儿将军Henry Dufour)组成的“伤兵救护委员会”宣告成立，它就是现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为了表示对瑞士的敬意，第一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议决定把白底红十字作为这个救护伤员组织的标志(瑞士的国旗是红底白十字)，这就是现在的红十字会标志。随即，一个让亿万人感戴的国际法律—《万国红十字公约》，即人们现在所熟知的《日内瓦公约》诞生了。

中国红十字会的缘起

当国际红十字会于1863年在瑞士始创后，各国相继成立红十字会并申请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但直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才出现关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

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但从红十字进入中国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前，中国还曾出现过一些被认为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组织，影响较大的组织有：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等救护组织都带有红十字色彩，但分析它们的组织结构，人们可以说它们本质上仍属于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具体而言归属于善会善堂的范畴)。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由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前推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前推到济急善局，这可印证一种“嫁接”理:红十字会虽系“舶来品”，但中国红十字会却是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具体指济急善局)“嫁接”红十字会逐渐民成的结果这一“嫁接”过程可做如下解释:

红十字传入中国之初，并没有马上在中国扎下根来自生自长，而是在中国上空飘荡游离着，为中国本上的慈善组织进行“嫁接”提供了可资“嫁接”的选择对象。甲午战争前后有关红十字会的启蒙宣传，中国开明人士对红十字会的大力倡导，外国在华人士在中国大地上的红十字活动（包括日本赤十字社的救护活动）等触动了中国本上慈善组织的“嫁接”情怀，并为其选择“嫁接”红十字会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之后虽然在理论层面上逐渐滋生出了要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的强烈要求，但因“嫁接”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在实践中“嫁接”红十字会的过程显得十分缓慢，"嫁接”流于表面化（中国施医局就说明了这点）。

时局巨变特别是战争如庚子事变、日俄战争的爆发犹如一把锋利的斧头，斩断了中国本上的慈善组织自然生长的态势，造成了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必须接受“嫁接”的局面—中国本上的慈善组织若想继续发挥救护功能，就必须主动把自己改造成适应时局（特别是战争）需要的组织，这就使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面临着一个选择“最佳嫁接物”的问题考查。当时的时局状态和社会环境，“最佳嫁接物”已然存在，它就是早已在中国上空飘荡并得到中国人大力宣传、倡导的红十字会，因此，中国本上的慈善组织产生了自主“嫁接”红十字会的内在需要。内在的真正需要结合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本土慈善组织“嫁接”红十字会的时机终于来临了!庚子事变中出现的既带有红十字色彩又带有中国本上慈善组织色彩的救护团体如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就是这种“嫁接”后初步长成的“幼苗”但是，通过“嫁接”生成的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两株“幼苗”在随后的生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救济善会这株“幼苗”在庚子事变结束后“夭折”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则得以继续存活下来，由济急善局到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再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它们内部组织结构上的传承性显示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的顽强生命力，而这种顽强生命力的获得，一方面应归之它的领导人一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等人资本雄厚，社会影响力大，且热衷于慈善救济；另一方面应归之于盛宣怀等政府官僚的大力支持。中国本土的慈善组织通过“嫁接”红十字会最初形成了济急善局这株“幼苗”，之后长成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棵“小树”，然后继续成长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棵“大树”，最后终于长成了中国红十字会这棵“参天大树”。

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

万百姓陷人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以工部尚书吕海寰为首的仁人志士心忧国民遭此无妄之灾，请朝廷与两国交涉，拟让百姓迁往关内，被日俄无理拒绝，又上书朝廷成立红十字会；同年，清驻美使馆外交官梁诚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宗旨《日内瓦公约》条款等译成中文，敦促清朝政府能加人该会。经各方奔走，上海海天道沈敦和联合中外人士于1904年3月10日在上海成立“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奔赴东北救助难民和侨民。后经慈禧批准，清政府立即派驻英使臣张德彝前往瑞士，于6月29日“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中国由此而加盟国际红十字会成为会员国。还特地拨款10万两白银作为开办费。1907年，清政府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易名为“中国红十字会”。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1919年，中国加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原名红十字会协会)，是最早加人该会的国家之一。

1933年，改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先后隶属内政部、军委会和行政院领导。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国民党政权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曾任北大校长、时任“行政院”秘书长兼红十字会会长)带领部分红十字会人员去了台湾，各地红十字组织纷纷解体。。

1950年，原红十字会秘书长胡兰生等人组团来到北京，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中央政府研究决定：鉴于红十字会的特殊性质及历史状况，采取改组而不是接管的方式，将旧中国红十字会改组为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地点迁至北京。1950年8月2日，召开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亦即新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新的理事会，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会址设在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22号。会议选举李德全（冯玉祥夫人，时任卫生部长）为会长，彭泽民、熊瑾月、刘鸿生、胡兰生(兼秘书长)为副会长。周恩来总理审阅了会议报告，亲笔修改红十字会章程并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会章和领导人选。

历史功绩

政策法规

2017年5月8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正式施行。法律规定，红十字会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在统一的信息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的收入和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作者：辰希